#39 政治難聊，為什麼？
成為別人倚重的人，比講道理更深入人心
Hi there,
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，應該是投票日的早晨。我覺得投票是政治活動裡相對簡單的一項，這封信想談的是比較難的，像是聊政治。
為什麼投票簡單？因為它固有的兩難：你的取捨再怎麼牽一髮動全身、對你而言再怎麼糾結，都會被其他有效票稀釋；但如果因此放棄投票的人多到一個程度，你就會，像催票文常說的「被別人選擇」。所以終究只能去投票。怎麼投有差，但影響大局的程度絕對小到你我都不必放心上。
不過聊政治就不容易了。尤其選舉前夕，時時識別敵我，驗明正身才放開來說話。陣營尚未明朗時，多方試探，隱忍又怕自己不痛快。想做個進退得宜的人，偏偏什麼職場、團體幾乎都有人愛表態，儼然剝奪文明人良好的自我感覺。
親近之人，伴侶手足，突然頻頻亮出投票意向，伺機找架吵。恍然不識此人，心裡升起對邪教和詐騙集團的戒心，琢磨「敵方」是什麼時候、怎麼吸收的這個人。
即使兩人或更多人信得過彼此，能聊的政治，大部分還是在大眾媒體報導的範圍。除非你本身是、或者認識高層政治從業人員，屬於地方政治勢力或是有點關係，再有是長期按部就班觀察政治，不然缺乏能推敲的事實、缺乏模型，說來說去不外如此這般。就跟聊投資一樣。
說理不如示範
二十出頭歲那時，馬英九主持的國民黨執政。農曆年聚，我必跟母親那邊、1949 年移民第二代的親戚鬧不愉快。那時才搞過不成氣候的運動，參與起草宣言，覺得自己特別的有道理。
後來書多讀了一點，才明白道理是不懂人心的人在說的。維根斯坦寫過一段話：
如果語言是溝通的工具，那麼我們不但要在定義上一致，也要在（不論這聽起來有多怪）判斷上一致。這看似要廢棄邏輯，其實不然。
每逢選舉，這段話的例子層出不窮，例如謝達文訪談一對藍營家庭出身、分別要投綠白的姊弟，弟弟和爸爸都認為意識形態是妨礙「做事」的「假議題」。所謂意識形態，訪談裡弟弟舉的例子是「大中至正」改「自由廣場」，而「做事」則是挖水溝、拼經濟，以及柯文哲做的和將要做的事情。
對於「意識形態」和「做事」的定義，我多半不會跟弟弟差太遠，但我用這兩個詞的方式，上下文會提什麼事情、舉什麼例子，大概就跟弟弟走散了。判斷不一致。
上面引用那段話的後半是一個比喻：「描述測量方法是一回事，實際量再報出測量結果是另一回事，但每次量的結果不能差太多，否則很難說這叫測量。」我們都懂這個道理，所以勤查資料，指控別人幾年前那樣說、幾年後這樣講。有時，則是藉著指控別人，想找回曾經迷失的自己。
影響是日常生活的積澱
後來做事了，才知道「實際量」和「報結果」不容易，也就改觀：與其用資料堆砌別人的不一致，寧可以身作則讓別人感受自己的一致——哪怕要花較長的時間，哪怕自己的一致隱含在表面的不一致之下。
因為判斷的差異、「怎麼量」的差異，來自生活形式的差異。軍公教、竹科半導體工程師、醫護人員，都是台灣的特色群體。養成過程、誰給的飯碗，乃至於同儕互動的傾向、組織文化，都影響到對政治的認知和感受。
不過，生活形式不同的人至少有個共通點：在日常生活裡需要他人、需要社交。以某種方式被需要，是我們都能做到，大概也已經做到的事情。在日常生活中當個備受倚賴、敬重的人，發揮綿長的影響，可能比說理更走心。
反過來說，沒朋友，或者缺乏敬重對象，或者敬重空洞貧乏之人，就少有機會揣摩做事哪裡不容易，進而明白做事的人和他的團隊哪裡值得肯定。
投票日以外的時間，若有餘裕，放下對「粉」的戒心，試著在職場或其他場合聆聽、領導，發揮你的影響力。或許意外地，會讓你對政治生活更樂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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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語言是溝通的工具：《哲學研究》，§242。翻譯是賴盈滿的手筆，引自《天才的責任》，p.677。§242 的後半是：「— It is one thing to describe methods of measurement, and another to obtain and state results of measurement. But what we call “measuring” is partly determined by a certain constancy in results of measurement.」
謝達文訪談：〈一屋兩代投三黨 藍白綠家庭評總統候選人、論政治 分歧在哪兒？〉
偶遇的有趣事物
开一家自己的出版社，再出一本自己写的书：中國人在台灣出版電子書，從出版法規講到排版細節，很多細節也不知道該說是荒謬還是費事。